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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英国公学:绅士的成长系统

 

      为什么读公学?
 
  2003年SARS期间,刚刚拿到大学毕业证的威廉(William Vanbergen)买了一张便宜机票从伦敦飞往上海。SARS肆虐的大街上空空荡荡的,经济低迷不振,他却决定趁机继续他之前一笔2000英镑的生意。他告诉我:“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朋友问我能不能帮一个中国孩子申请白金汉郡的斯托公学,我就花了一天和那个孩子谈,告诉他怎么应对面试的一系列典型问题,如何在全程保持脊背笔直,并且表现出对橄榄球的浓厚兴趣。后来这孩子如愿进入了那所学校,他妈妈坚持要给我2000英镑作为酬谢。”威廉意识到,中国富裕起来的人群迫切想要给孩子提供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教育,这恐怕是深深根植在儒家文化土壤中的。这个伊顿毕业生借助强大的校友网络,更重要的是信心和冒险精神,先人一步开始了“将中国孩子送到英国读中学”的生意。如今,他的“必益教育”在中国各大城市开设了七间办公室,创建了两所国际学校,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通过他们送孩子去英国读中学,而且瞄准的都是一些顶尖公学。
 
  为什么富裕的中国父母要把孩子送到半个地球之外的英国公学接受教育?中英教育的差异体现在哪里?威廉认为,就像BBC纪录片中展现的,中国的公立教育并不比英国的公立教育差。英国的公立教育体系和中国一样,是为了考试成绩,升入好的大学,而中国有最好的应试教育。“如果把一个北京四中拔尖的孩子送到伊顿,他很可能会在数学上拿第一;但是把一个在伊顿成绩比较差的孩子送到北京四中,那他很可能会垫底。”威廉形容,中国的好学生大多数像是“竖直带状图形”,成绩突出,但其他活动基本不参与;而伊顿的学生大部分是“正态分布曲线”,成绩不错,其他方面也多有收获。因为英国公学没有单一的成绩压力,学生有很多时间用在体育、艺术、音乐、戏剧等活动上,而这些活动关系到独立性、耐力、团队意识、领导力和创造力的培养,这些都关系到一个人的未来成就。而且,相比公立学校的自由,英国公学的纪律性其实更像中国的学校,学生管理有严格的时间表。所以威廉认为,如果想要拿高分上好大学,那么应该留在中国;如果目标是长远的发展,那就应该来英国。
 
  公学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威廉形容,每个孩子都是一座金矿,最好的教育就是去找到金子,不断挖掘。私立学校的理念就是,每个孩子的优势和不足都不一样,不能像传统教育那样,以单一标准来要求,所以关键是“挖金子”,发现闪光点。私立学校会提供50种不同的活动,每一种都可以尝试一遍,从中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建立自信,再努力去提升。“第一年是所有课都上的,从中选出自己感兴趣的和擅长的,第二年会做一些取舍,两年之后继续筛选,逐渐明确目标。”
 
  威廉说,在一种“全人教育”的理念下,公学学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课堂上,而是更多用在运动、音乐、艺术和戏剧方面。比如,艺术和音乐课程可以培养创造力。“从一张草图开始创造,这些技能都能够转换成今后的新创意和新理论,无论是在商业、政府还是科研领域。而戏剧帮助建立自信,想想你一个人站在500人面前的舞台上吧!太可怕了。我还记得在伊顿公学的第一次演戏,浑身都在发抖,‘天哪!台下这么多人都是谁呀?’但是你可以在这里一遍遍得到锻炼。威廉王子当时和我同级,他如今经常要在1万人面前发表讲话。”
 
  体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耐力、团队意识和领导力。在伊顿读书时,威廉每天下午都会运动5个小时,“3小时划船训练,1小时空手道或柔道,1小时举重或越野跑”。他至今难忘当时的伊顿校长艾瑞克·安德森(Eric Anderson)的一次讲话:“伊顿的教育发生在冬天。橄榄球场上寒冷、湿滑,但这里才是教育场所。想象你正在比赛,有一半的时间,你都被对手撞倒在地上,全身都快被撞碎了。另一支队比你们高大、强壮得多,你们队要输了。你要一次次挣扎着爬起来,想着怎么去赢回来。是坚忍不拔和责任感让你去鼓励队友,也鼓励自己。”“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赢的。”——威廉又提起这句英国人人挂在嘴边上的名言,“拿破仑当时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直到在滑铁卢战役败给了惠灵顿。惠灵顿凭借卓绝的领导力战胜了拿破仑,这种领导力训练就开始于他的伊顿公学时期。”
 
  威廉在伊顿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从运动场上学到的。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理科很好,但文科一般,写作很糟糕,拼写非常差”,但是运动方面非常活跃:国际象棋校队队长,和队友们一起赢得过三次划船赛全国冠军,擅长柔道和空手道,射击也拿过奖牌。他最难忘的一次比赛是16岁时全英校际划船赛的决赛:“我们赢得了所有的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最后一场和拉德利中学相遇了。但是让人失望的是,我们输了,而且只有0.02秒之差。”威廉说,划船比赛很消耗体力,身体好像都放在火上烤一样,刚比赛完血液不能马上回流到胃里,整个人像是生了一场病。从船里爬出来,看着胸前的银牌,觉得越来越沮丧。“我们想,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有一桨划得更卖力些,或者有一个人平时训练更刻苦些,我们这次就赢了。这就是教训。你必须每时每刻都尽自己最大努力。所以我们回去后训练更刻苦了。一个月后,我们遇到了同一个队,这次我们赢了,而且远远超过了他们。”威廉说,他从这次运动场上的失败中获得的,比从任何一个课堂上所学的都重要。他出身于富豪家庭,父亲开创了供应连锁超市的食品品牌,其销售网络遍布全英。但父亲只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并不给他钱,他小时候的空闲时间都是在超市货架前度过的,大学时更要打工赚学费。这次赛场失败也给他一次教训,任何财富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不尽力就会失去。
 
  以基督教精神为本源的公学教育还伴随着奉献社会的使命感。我们11月初到英国,发现人人胸前都佩戴着一朵小小的罂粟花,在阴冷多雨的冬天像是一簇跳跃的火焰。据说火红的罂粟花是最早在战场废墟上开出的花,人们会从月初戴到“一战”胜利日的11月11日,以纪念战争中牺牲的人们。8日是离胜利日最近的周日,沿途都变成了红色海洋,各地的纪念活动达到高潮。各大公学也是标志性的纪念地,曾任墨尔文公学(Marvern College)中文老师的庞辛参加了学校的活动:“教堂礼拜之后,大家聚集到教堂外有圣乔治高大威严塑像的台阶周围,全校老师身披自己毕业的大学学院院袍,列为两队,站在学生对面。校长的演说令人动容:‘他们永远不会老朽,不像我们留下来的日渐衰老:他们永远不为耄耋所难,永远不为残年所累。每当太阳落下,每当清晨来临,我们就会想起他们……’”庞辛说,“他们”是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校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学生是参战比例最高的群体,据统计,“一战”时有5619位伊顿人参战,其中1157人牺牲。“你看到这个场景,就会明白公学生的优越感从何而来了。”
 
 
 
  择校:一个英国家庭样本
 
  要考察公学体系,我首先面对的问题是,选择哪些学校?以什么样的标准选择学校?——是像伊顿这样的卓尔不群者,或者最早确立声名的“九大公学”?是否要加入一些有新锐和开放意识的代表?如何平衡男校、女校和混合校?我意识到,这需要权衡方方面面的因素,某种程度上就像家长为子女择校一样。我决定先去拜访一个面临择校问题的家庭,他们家就在我们要去的伊斯堡公学(Eastbourne College)附近。
 
  伊斯堡已经到了英格兰最南端,从伦敦市中心的维多利亚火车站出发,需要坐一个半小时火车。从小城中心步行十几分钟,眼前就是壮阔的英吉利海峡。这里是著名的度假地,也是一个典型的“退休城市”。荷兰人凯斯(Keith)在这里做眼科医生,妻子王元是中国人,他们有两个女儿——11岁的大女儿朱丽叶(Juliette)和6岁的小女儿麦乐迪(Melody)。朱丽叶现在是6年级,明年1月就要参加中学预考了,现在正在犹豫选哪所学校。
 
  王元给我扫盲,英国的私立学校自成一体,一般来说,从一入校到2年级(4~7岁)是幼儿园阶段,3年级到8年级(7~13岁)是小学阶段,9年级到13年级(13~18岁)是中学阶段。女生可以在完成6年级课程后直升中学。私立学校在英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独立系统,每一个阶段都是下一个阶段的预备阶段:小学是中学的预校——“Preparatory School”,幼儿园则是小学的预校——“Pre-Preparatory School”,环环相扣。从幼儿园开始,王元的两个女儿就在严格遵循这套体系。“读私立的父母们都要从一开始就考虑,哪个幼儿园可以让你的孩子上好的小学,哪个小学可以上好的中学,哪个中学可以上好的大学。这就是私立的游戏规则。”
 
  他们完全不考虑公立学校,尽管读私立意味着每年3万多英镑的学费。因为王元的先生是荷兰人,麦乐迪小的时候全家曾经在荷兰生活过一年,荷兰全部是公立学校,皇室子女也都和百姓一起读公立,朱丽叶当时就和荷兰小公主在一起打曲棍球。但是王元发现,公立学校的一大问题是下午3点半就放学了,下午的时间基本就得照顾家庭,很不灵活。英国读公立的问题更多,比如过一阵两个女儿要办生日会,她们的同学朋友是什么样的孩子、出身什么家庭,公立和私立完全不同。公立学校的欺凌(Bullying)现象更多,像他们家所在的英格兰南部太“白”,朱丽叶又有一个中国妈妈,在公立学校很容易被欺负。英国的阶级差异在中学阶段就开始显现出来,王元调侃,一个人是否公学出身,一望便知:“小Blazer(便西装)一打开,手插口袋里,说话拿腔拿调。”但阶层问题也很现实,“朱丽叶班上同学的叔叔就是刚当选的伦敦保守党候选人,他当年曾因嗑药被伊顿公学开除,不还是一样没有影响前程?所以她那个有点自闭的同学如果长大后当上议员,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
 
  下午4点,王元带我们去附近喝下午茶。这是伊斯堡中心的一座大饭店,殖民时代的遗产,枝形水晶灯垂吊着的大堂中,围合的沙发座里几乎坐满,老年人居多。全套茶端上来,还有多层架子上的丝康饼、三明治、甜点、果酱、奶油,可以坐着消磨一个下午。王元说,伊斯堡是“老年人的城市”,冬天天黑得又早,商店4点钟就已经全关门了,没地方可去,就来这儿喝下午茶。朱丽叶和爸爸以前也常在放学后,来这儿喝杯热巧克力,再慢慢走回家,这是他们的“父女时间”。在英国,像凯斯这样有经验的专科医生年收入能达到10万英镑左右,是普通人的三四倍,王元在政府部门也有一份收入不高的清闲工作,所以他们才能让两个孩子上私立学校。“税前要有12万英镑的年收入,才能供得起两个孩子上私立。”王元算了一笔账,“私立学校小学阶段每年学费是1.5万到2万,中学阶段2.2万起,住校的话更高。那么,两个孩子从5岁读到18岁,总共需要花60万左右,这还只是学费。如果算上其他杂费则更多,比如校服费,一套制服,冬夏两季的运动服,一周每天更换的衬衫、帽子、袜子,又得1500英镑。如果有12万英镑的税前年收入,税后也就9万左右。分摊到每个月,可支配收入是8000英镑。扣除两个孩子学费3500英镑,日常开支2500英镑,房屋贷款1000英镑,也就不剩多少了。每年还得带家人度个假啊。”王元做过统计,大女儿同一年级43个人,绝大多数家庭都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只有14人——“‘三个孩子,一条狗,一辆路虎’,就是有钱人的标配了。”对他们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两个孩子读私立也是和体制斗争,所以她牺牲了去乡下买100万英镑大房子的机会,而做了更加稳妥的选择,在离女儿学校10分钟距离内买下两幢叠拼公寓,一套自住,一套出租,以备不时之需。选择目前这份相对清闲稳定的政府工作,也是从家庭角度考虑的。
 
  好在朱丽叶在私立学校适应得很好。王元说起大女儿很骄傲,她是圣安德鲁预备学校(St Andrew‘s Prep School)自1877年建校以来唯一一个四项奖学金得主——学习、音乐、体育、艺术。不过因为时间实在排不开,放弃了艺术奖学金。获得奖学金也为家庭省了一笔钱,学习奖学金就带来学费20%的减免,一年省下4000英镑,音乐奖学金也把小提琴的学费免了。朱丽叶主动过来要我问她几个问题。“你想去哪所学校呢?”“Eastbourne College!别的学校可能排名更好,但是离家远,又是纯女校,那多没意思啊。”
 
  王元给女儿选中学有几个原则。一、混校。女校固然会更针对女生性格特征来培养,但是先生坚决反对,认为单一性别不够健康,“15岁到16岁应该和男生约会,犯错误也要早犯”。二、离家近,可以走读。如果姐姐住校,妹妹只能一周才见一次姐姐,有的学期甚至一学期才允许回家一次,对她们姐妹影响太大了。所以,尽管最好的学校也能进去,比如私立女校公认排名第一的博耐顿女校(Benenden School),但是它是纯女校,又有阶级差异,也就不考虑了。“尽管相当于一步步入名媛社会,但那里面的家庭都是豪富阶层,这种差异也很痛苦。”他们目前权衡的主要是两所学校,一所是目前的混校第一名,布莱顿公学(Brighten College),离家半小时车程,朱丽叶努努力也能进去。另一所就是家门口的伊斯堡公学(Eastbourne College),也是她目前小学的中学部,进入更加顺理成章。
 
  在安静的小城伊斯堡中心转,很容易找到这座与城市同名的公学。围墙外几栋两三层的红砖小楼,是独立的学生宿舍,围墙内则是典型的公学校园景致:辽阔的大草坪,中央一组壮观的维多利亚时期楼群。伊斯堡公学最值得骄傲的一点,就是距离壮阔的海边景致仅一步之遥。学校600多名学生,来自中国的学生并不多,只有7个。相比其他一些略显矜持的学校,伊斯堡公学的校长西蒙·戴维斯(Simon Davies)明确表达了希望吸引中国学生的热切愿望。他列举了学校的几大特色,比如突出的考试成绩、丰富多彩的活动,还有环境。王元一家也对周边环境很满意:“典型的城镇学校。没有大城市学校周边的嘈杂,也不是偏僻的乡村学校,还有一点人气,有一点生活。”所以朱丽叶现在小学的校长奉劝她留在伊斯堡,他说,朱丽叶选布莱顿公学是“小鱼进大塘”,而选伊斯堡公学,则是“大鱼进小塘”,会游得更畅快。
 
  与一般对英国学校自由散漫的印象不同,即使还在公学的预备小学阶段,朱丽叶的日程表也排得十分紧密:“从周一早晨8点半一进校,就像个陀螺一样。且不说每天上午的学术课程,每周有排名,每两周有考试,就看她其他活动的时间表:周一有学校的合唱团和戏剧排练,晚上还要再赶到郡乐团排练,晚上8点半才回到家,晚饭都是在车上草草解决的;周二有小提琴课、乐团排练,晚上是曲棍球加训;周三是‘比赛日’,陪她去各个学校打曲棍球赛;周四一大早就有声乐课、小提琴课、烹饪课;周五有钢琴课和游泳训练;周六跳芭蕾;周日还有曲棍球训练。”王元说,朱丽叶刚刚过了两门乐器双五级,这个圣诞节一家人还要坐下来讨论要不要让她明年考音乐学院附中,考上的话每周六还要去上一天课,最大的问题是没时间训练。可是朱丽叶又特别有主见,本来想让她停掉芭蕾,可是她坚持要跳:“每周做饭和芭蕾,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不需要练习,可以完全放松。”
 
  朱丽叶从6岁开始进曲棍球队,是中场,应该一直会打到16岁。加入校队的好处很多。“如果只是学习好、体育不好,一定会被欺负,打球可以自我保护,更重要的是融入团队,球队队友关系比班级同学关系好得多,如果有人欺负你,一定有人出来保护。”事实上,王元说,女生打曲棍球,男生打橄榄球或板球,再加上每人两门乐器,是公学的必备技能。因为每周三带女儿去不同学校打校际比赛,王元几乎去过英国东南所有的私校。“不是开放日参观,那只能看个表面,摸不到真实情况。比赛日看到的都是学校的日常,比如和孩子一起去学校食堂喝个茶、和其他家长边吃边聊,就什么情况都清楚了。”
 
  王元告诉我,不要去看排行榜选学校,公学的精髓在于“软实力”,体育、音乐、艺术、戏剧。因为他们认为,要给孩子全方位的尝试,让每个人都有发现和发展的机会。而私立相对公立的优势也体现在这些方面,比如公立学校的体育受场地和设施所限,一般就是足球、游泳,私立学校则是橄榄球、板球、曲棍球,再好的还有马术、帆船。根据对英国历届奥林匹克冠军的统计也发现,47%的都来自私立学校。而很多私立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曾经是奥运选手。再加上在音乐、艺术、戏剧上的投入,等于把各种专业培训机构都集中到一所学校里。这些也是公学系统测评真正在乎的,每个队打了多少场比赛、取得了什么名次、排了几部戏剧、音乐有多少考级,这些都是考试成绩排行体现不出来的。
 
  摊开英国地图明显可见,公学在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南部分布最为密集。这是因为英格兰南部人口稠密,加上18、19世纪英国向海外扩张,将大量行政和军事人员派往国外,在伦敦周边成立了大量的寄宿学校满足其子女的教育需要。因为时间所限,再加上各方面因素权衡,我们最终选择考察的10所学校也集中在这一带,从伦敦坐火车一两个小时可达的地方。其中包括地位卓然的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历史悠久的坎特伯雷国王学校(King‘s School,Canterbury)、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环境幽雅的斯托公学(Stowe School)、伊斯堡公学(Eastbourne College),锐意改革的惠灵顿公学(Wellington College),注重海外扩张的墨尔文公学(Malvern College)、德威公学(Dulwich College),女校唐屋中学(Downe House),还有预备学校科特迪斯莫尔(Cottesmore School)。
 
 

 
  公学基因
 
  为了寻找公学的精神源头,我们决定去看看全英最古老的学校,位于坎特伯雷的国王学校。据说它是598年由圣古奥斯丁传播天主教时创办的,但严格说来,这所学校在初建的时候不是公学,而是一所教会学校,它与英国圣公会首席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主座教堂——坎特伯雷大教堂至今仍密不可分,它的变迁也折射出学校和宗教关系的变化。
 
  在这座典型的中世纪小城里任何一处,都能远远看见坎特伯雷大教堂哥特风格的高耸尖顶,只要一直朝着它走就对了。国王学校紧挨着教堂,事实上,很多教学楼还建在教堂的土地上。学校的建筑很古老,没有主楼和走廊,螺旋式楼梯看上去有点哈利·波特霍格沃茨学院的味道。“亨利八世的时候因为要改革天主教,教堂把土地卖给国王建学校,所以我们才有了‘国王学校’的名字。从此学校脱离了对教堂的附属而独立,但教堂只是给了一个500年的契约,土地一直还属于它们。”刚刚开始读第六学级的女孩莱斯利告诉我。她带我去参观大教堂,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年代久远面临毁灭,正在启动大规模的维修。教堂大厅的中央圆顶是由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学生们每周日会来这里做弥撒。莱斯利说,脱胎于教堂学校的国王学院的唱诗班一直很有名,被选进去是莫大的荣誉,会在外套外面加一件蓝袍。她告诉我,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不像前几任那么喜欢她们学校,也不怎么来,因为他要表现得更亲民,不怎么愿意来私立学校。事实上,虽然大多数学校自宗教改革以来就脱离了教会,但学校在早期仍起着为教会培养教士的功能。另外作为一种慈善行为,教会一直是“贫穷儿童应该接受免费教育”的支持者,他们对于有关教育公平的声音持续至今。
 
  1382年创立的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被认为是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学。当时由于黑死病肆虐,牧师严重不足,拥有巨额财富的温切斯特大主教威廉·威克姆(William Wykeham)创建了这所学校,旨在供70名贫困学生学习神学、教法和民法,也是第一所独立于宗教机构的学校。“公学”之名,意味着它的招生对象没有空间上的限制,也没有性质上的限制,同时也与当时很多贵族家庭的家庭教育形成对照。
 
  这所著名学校没有想象中那么宏伟,正门就在温切斯特的一条小街上,门廊也十分低矮。门内是环绕中庭的哥特式的麦片色砖石建筑群,据说是由同时兼任建筑师的威廉·威克姆本人设计,营造出肃穆清冷的学术氛围。偶尔走过几个穿着中世纪灯笼袖黑袍的男孩,那是奖学金获得者的独特标志。校园中央的礼拜堂是学校的骄傲,白色背景衬得尽端一整面花窗耀眼夺目,带我参观的校长秘书告诉我,这些花窗是13世纪的,后来分散到各地,前几年维修时才陆续找回来一些。她提醒我抬头看天花板上漂亮的红色装饰纹样,也是最初修建教堂时上色的,被称作“温切斯特红”。因为建校时的宗教背景,宗教仪式是温切斯特自建校以来的传统,男孩们每周来这里做四次礼拜,威廉·威克姆最初设定的招收16名唱诗团男孩的传统也一直保留至今。事实上基督教和基督教道德一直是公学生活的一种强大凝聚力。毕业于马尔伯勒公学的尼斯比特(U.Nisbet)曾回忆1914年的母校情境:“我尤其喜欢晚祷仪式,堂内那种宁静的美和男孩们的面孔,与悠扬的‘希米恩之颂’吟唱声和圣诗的怀古召唤融为一体。我虽然已经远离了正教,却发现那种正统气氛中一些完好而永恒的东西。我很需要把它们带在身边去闯荡乱世。”
 
  虽然被公认为第一所公学,温切斯特校长拉尔夫·汤森德(Ralph Townsend)却决心抛弃“公学”这个名字。他很坚决地打断了我:“‘公学’的说法过时了,‘独立学校’更准确。”他的说法代表了一类学校的选择,因为公学这一名称所带来的过于“势力”和“排外”的联想,公学开始将自身和其他私立学校一并称为“独立学校”,因为“独立”暗示着活力和创新。
 
  温切斯特想要去寻找由它开启的“公学”本源。拉尔夫·汤森德告诉我:“温切斯特和其他私立学校不太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仍是一所‘文法学校’,智力资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特质。”他是指温切斯特一直以来在A-Level排行榜上让人无法忽视的数一数二的位置,这让这所学校有了“注重成绩”的名声,还有与之相伴的高智商、重分析、擅辩论、偏于理性和冷漠的印象。这位不苟言笑的校长说,温切斯特从未有意培养那种传统意义上保守的社会精英,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几百年来,这里都在生产牧师、法官和大学教授,而不是富商。但是现在,这类从事公共服务的专业人士,这些医生、律师、大学教授也都支付不起越来越高昂的私立学校学费了,这是违背‘公学’建立时的初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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